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雷锋精神，在全社会广泛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是一个看似简单，实质是一个深邃的文化治国问题。对于这样一个深邃的文化问题，怕就怕给予“没文化”地“学习”。
怎样弘扬“雷锋精神”，需要我们党重新认识和深入发掘我们自己的深邃的“文化治国”传统。“文化治国”传统，产生于革命根据地时期的“文化育民”，辉煌于20世纪60年代初，代表作是我们党创造了“一高四典”，全力推进文化治国的步伐。
当时的“一高”，就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党领导文化战线创造了“红色文化的第一次高峰期”。以《青春之歌》、《红岩》、《红日》、《红旗谱》、《野火春风斗古城》、《铁道游击队》等为杰出代表作的小说、电影、绘画等文学艺术，激情昂扬的主旋律，“红透”了一个时代。
当时的“四典”，就是我们党选择了“四个时代典型”，从文化切入，打造了“文化治国”的新时代。
第一个典型是选择了一个优秀的普通战士雷锋，树立为整个社会道德风尚的楷模。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四位党和国家领袖，对雷锋精神进行了题词，随后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贺敬之的长诗《雷锋之歌》、《雷锋事迹报道》、《雷锋班》的命名与传承，整个形成了一种文化，而且气势如虹。
第二个典型是选择了一位既杰出又普通的大庆石油工人王进喜，创造了“铁人精神”，报刊杂志、广播影视、歌曲传播，铺天盖地。“晴天一顶星星亮，荒原一片篝火红，石油工人心向党，满怀深情望北京”。
第三个典型是中央树立了党的好干部——焦裕禄。河南省开封地区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顶着晚期的肝病，为人民鞠躬尽瘁，直到病逝在为人民服务第一线。我们党也是从文化上成功地打造了一个县委书记，直到现在的干部形象，都没有人能超过焦裕禄。
第四个典型是革命烈士“江姐”，与长篇小说《红岩》、电影《烈火中永生》并行，新中国第一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亲自主抓歌剧《江姐》的创作，到现在歌曲《红梅赞》都经久不衰。
1963年前后两年的“一高四典”，中国共产党从道德建设上启动了“文化治国”的深邃课题。
到今天，怎样“学雷锋”，实质就是我们党自己的深邃的“文化治国”传统，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卓有成效地实现传承和创新问题。2011年随着“小悦悦”等系列事件引发的文化热词“道德”，其核心就是“问鼎”一个“时代大文化”建设问题。没有一个时代的文化繁荣和主旋律的激昂向上，只有男欢女爱和“一切向钱看”，自然就会是非标准混淆。没有对“人物典型”的系统文化工程建设，人们自然就会“乐哈哈、瞎忽悠”。
怎么“学雷锋”，一要抓“大文化”——创造性地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以激昂向上的主旋律激励人心。二要抓“小文化”，即“典型”的文化再创造，不是对“典型”的“白描”，到处“演讲”，把一个有血有肉有风骨的文化典型，硬给讲成枯燥乏味的“没文化”。三是要抓每个人的“文化塑造”，有针对性地学，解决一个到底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