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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个人与雷锋50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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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个人与雷锋50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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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年前,他们曾走近雷锋,相遇的那一刻,他们便成了雷锋精神的传播者、践行者。

  ●50年间,他们一直在用自己的行动宣传雷锋精神,给这个社会增添温度。

  为什么雷锋能让我们常含热泪?有那么一群人,50多年前,他们曾走近雷锋,相遇的那一刻,他们便成了雷锋精神的传播者、践行者。整整50年,他们一直在用自己的行动宣传雷锋精神,给这个社会增添温度。这种温度,温暖着我们的心灵,也温暖着我们的社会。近日,本刊记者寻访了8位与雷锋交往的老人,倾听他们讲述50年来的心路历程和鲜为人知的故事。

  乔安山:我用此生怀念雷锋

  2012年3月18日下午。当记者拨通乔安山的手机时,他正在山东济南参加雷锋事迹大型原创摄影作品展山东站开幕式。而在此之前,72岁的乔安山还在山东“齐鲁大讲堂”讲述雷锋的故事。

  这也是他第16次来到山东讲雷锋。台下400多名自发而来的观众,安静时鸦雀无声,一声轻微的咳嗽都能传递到会场的角落;激动时掌声雷动,久久不能平静。乔安山的眼眶湿润了,他说,这并不是因为自己讲得有多好,而是人民群众敬重雷锋。

  在所有与雷锋有过接触的人中,乔安山是最特殊的一个。不仅是因为雷锋入伍前,他在鞍钢弓长岭矿焦化厂就与雷锋相识;不仅是因为他和雷锋一同入伍,分在同一个连队同一个班;不仅是因为雷锋经常给他辅导文化,帮他写家信,并以他的名义给他父母寄过钱;更重要的是,意外让雷锋牺牲的那根木柱,是乔安山在倒车时不慎碰倒的。

  虽然组织上曾多次明确乔安山没有直接责任,但多少年来,乔安山的内心一直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甚至曾经想以死来补过。

  1996之前,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默默无闻地做好事,以安慰自己负疚的内心。他一直不敢说自己曾经是雷锋的战友,怕人揭开那块历史的疤痕。直到1996年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公开上映,他亲身感受到人们学雷锋、爱雷锋的热情,心结从此打开了。

  乔安山认为,多“讲雷锋”可以让更多的人“做雷锋”。10多年间,他先后在全国各地作了2000多场报告。2009年3月1日,在铁岭市客运中心创建雷锋号车站的启动仪式上,曾因连续8天的10余场报告,过度劳累的乔安山突发脑出血倒在讲台上。

  2009年11月,乔安山在沈阳理工大学作报告时,与大三学生黄船钉相识。那年放寒假前,黄船钉和几位同学拜访了乔安山。可十几天后,黄船钉在家乡因救落水儿童牺牲。“黄船钉的名字是他奶奶给取的,意思是船钉虽小,可作用很大。”乔安山心情沉痛地说。

  这次在济南,主办方邀请乔安山游览名胜,他拒绝了,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到济南经二路的雷锋储蓄所看看。乔安山就是这样一位朴实的老人,他在用一言一行怀念自己的战友。

  冷宽:“中将雷锋”的责任担当

  2012年2月28日6时,当人们刚走出梦乡,被称为“中将雷锋”的海军原副政委冷宽又带病熬了一个通宵。作为雷锋生前战友,74岁的冷宽为筹备雷锋事迹大型原创摄影作品展,已经在一星期内熬了3个通宵了。

  冷宽的身体不好,多年来常常靠安定入眠。但像战士那样冲锋,一直是冷宽的状态。组织学雷锋报告团、举办学雷锋论坛、开展“雷锋文化万里行”活动、策划雷锋图书进书店、举办百名将军《雷锋日记》书法展……冷宽的工作日程排得非常满,加班到深夜是常事。冷宽是从雷锋团走出来的高级干部,自己与雷锋有不尽的战友之缘。因为工作关系,冷宽有较多接触雷锋的机会。在饭堂,冷宽发现雷锋确实跟别人不一样,他每次吃完饭,都跟炊事员一块儿洗洗碗筷、整理餐具,然后把地扫干净了才离开餐厅。在部队,新战士入党很难,可雷锋10个月就加入党组织,可见雷锋的表现确实很优秀。

  让冷宽终身难忘的是,1964年上级决定重新安葬雷锋。那天,冷宽和雷锋班6位战士抬着雷锋的棺椁从公墓送到新的安葬地。十几公里的途中,两边是自发送行群众,有的围着白毛巾,有的戴着黑纱,有的戴着白胸花,长长的人海让汽车整整走了两个半小时。雷锋遗体的渗出液浸湿了冷宽的军装,他纯然不觉。

  弘扬雷锋精神成为冷宽一辈子的追求。还在担任领导职务的时候,他就请《雷锋的故事》的作者陈广生32次给海军官兵作雷锋事迹报告,经常组织官兵开展学雷锋活动,教育官兵树立雷锋人生观。

  退休之后的冷宽,在2011年筹建了学雷锋社团组织。作为一群纯粹的志愿者,整个学雷锋基金管委会的8名工作人员,任何人不拿一分钱的报酬,有时甚至还从自己的家底里倒贴一部分。“这是责任,”冷宽说。

  陈雅娟:雷锋指导我向上

  雷锋事迹大型原创摄影作品展在北京展出的最后一天,记者跟随参观的人流进入展馆,在一幅彩色照片前找到了陈雅娟。

  “我今年63岁,和雷锋分别已有50年。有时候翻翻脑海里的记忆,仍然觉得在雷锋身边的日子是我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陈雅娟的一席话把我们拉到久远的岁月。

  1961年9月,新学期开学,陈雅娟所在的辽宁省抚顺市本溪路小学举行了聘请雷锋当校外辅导员的仪式。“我给雷锋系红领巾的时候,他微笑着问我上几年级了,叫什么名字,那副和蔼可亲的样子我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

  “雷锋总能给人一种向上的力量。”陈雅娟说:“有一天放学后,我们几个小伙伴折了柳条编成帽子,戴在头上玩抓特务的游戏。不知什么时候,雷锋来了,我们兴奋地争着问:‘辅导员,你看我们威风吗?’雷锋摇摇头,笑了:‘你们是威风了,树却遭殃了。这些树是公共财产,我们要爱惜……’”

  “1962年春节,雷锋在送我们回家的路上,问我们长大后想做什么。大家积极发言,有的说当科学家,有的说当作家,有的说当工程师……雷锋听了没有说话,我们急着问他谁的理想好。雷锋说:‘都不错。只是有个问题,怎么没人想当工人、农民、服务员呢?’他接着说:‘不管你们将来做什么,都要做服务人民的人。’”

  陈雅娟记住了雷锋的话。1968年6月,陈雅娟参军入伍。在部队里,为了让战士们吃上好猪肉,喂猪的时候她亲自尝猪食的咸淡,调好了再给猪吃。“猪食很难吃,酸酸的,但我想,如果雷锋在他也会这么做的。”

  “1969年3月,我写下血书主动请缨,奔赴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前线。上了战场,我才明白革命先烈为什么能无所畏惧,雷锋为什么能无私奉献。”

  1987年,陈雅娟转业到抚顺市烟草市场治安派出所工作,需要经常在户外奔波,工作任务重的时候一天要走上十几个小时,但她总会用心做好每一件事。

  1989年,陈雅娟收到一封在押犯的来信,他在报纸上知道了陈雅娟,向她寻求帮助。“接到信没过几天,我就带着战友去监狱看望他,给他送去必需品和一些关于雷锋的书。因为在狱中表现好,他被提前释放。”这个20多岁的年轻人很小就失去了父母,出狱后户口无处可落。陈雅娟把他的户口落在自己家,像亲人一样待他。

  “2000年,我在《抚顺日报》上看到,有一个小姑娘,父母都是残疾人,需要帮助。我和她取得了联系,开始资助她。现在,她已经是一名优秀的中学教师了。”

  谈话中,不时有人来找陈雅娟签名、合影。她说:“人们因一张我和雷锋的合影认识了我,大家对我的热情就是对雷锋精神的认同啊。”

 

  孙桂琴:做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

  一天,记者拨通了沈阳军区总医院输血科医生孙桂琴的电话。

  初识雷锋,孙桂琴才7岁,那时雷锋是孙桂琴所在学校的大队辅导员。“1962年‘五一’前的一天,雷锋在少年之家给我们讲课。这时,摄影干事张峻来了,说要拍张合影。同学们一听纷纷往前涌,我个子小,又很害羞,没有跟着往前挤。‘小桂琴,一起来照相!’雷锋招呼我。当时我站在他的左手边,脚下垫着一块捡来的砖头,小脑瓜靠在他的头上。镜头定格的一瞬间,有了那张被大家熟知的照片。”

  “我曾两次看见雷锋落泪。”孙桂琴回忆说:“1960年10月10日,学校举行辅导员聘请仪式,雷锋是学校聘请的辅导员之一。这时候,雷锋已经是名人了。我盯着他看,别人给他戴红领巾的时候,他流下了眼泪。”

  “我上三年级的时候,有天雷锋问我们:‘幸福生活怎么来的?’大家不假思索地回答:‘爸爸妈妈给的呗!’‘那穿的衣服呢?’‘妈妈买的。’雷锋听罢没有再问,只望着墙上挂的毛主席像默默地淌眼泪。我猜他是想起自己的童年了。”

  1968年,孙桂琴插队到锦州黑山县蒋屯大队。临走前父母给她准备了一些罐头、零用钱和几套衣服。到了村里,孙桂琴除衣服留了两套换洗,其他全送给了乡亲。“我的父亲是矿工,家境并不好。但我认为,他们更需要帮助。”

  孙桂琴说,那个年代,到处都在宣扬“读书无用论”。有一天,她在教室门口看到几个学生兜了柳树叶往老师身上倒。“我站出来大喊:‘你们不能这样对待老师!雷锋刚上学的时候,他捧着书本和文具跪在了老师面前。’我一边讲一边哭,起哄的学生渐渐地默不作声了。”

  学校领导听说了这件事,请孙桂琴当校外辅导员。那一年,孙桂琴16岁。从此,校外辅导员成了她终生的职业。

  80年代的时候,孙桂琴在血液科认识了一个患血癌的小战士,刚20岁。“他不吃不喝,我看了很心疼,就给他买吃的,和他谈心。一个半月后,他身体好转出院了。后来,他入了党,立了三等功,我应邀为他戴上了军功章。不久,他病情加重,去世前给我寄来一封信,他说即使生命再短也要好好活着……”

  孙桂琴说,她曾经问过雷锋,为什么有时候做好事还要被人指责是管闲事呢?雷锋告诉她,如果计较别人说什么,好事就做不下去了。“我问他,课文里讲的做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是什么意思?他告诉我,就是做张思德、白求恩那样的人。这些话,鼓励了我一辈子。”张峻:我愿做个小小螺丝钉

  在雷锋的照片下,82岁高龄的张峻老人讲述了螺丝钉的故事:在望城的山间小道上,一颗小小的螺丝钉同时映入了县委书记和雷锋的眼帘。小雷锋蹦蹦跳跳,一脚踢飞了螺丝钉。书记却上前几步,弯腰捡起来,擦干净螺丝钉,郑重地交给雷锋:“留着,会有用处的。”就这样,一弯腰,一句话,触动了我的心灵。

  在这次北京雷锋事迹大型原创摄影作品展中,有不少是张峻的作品。张峻和雷锋有9次76天的接触,拍了220多张照片,这包括在太平间里为雷锋拍下的最后照片。

  有人问:雷锋怎么会有这么多照片?张峻说:“在参军之前,雷锋就是名人,就有不少照片。雷锋爱照相,也很会照相。”

  1960年8月,张峻带着相机想给雷锋照张相。雷锋回去拿了枪,还带上了自己的获奖勋章,就这样,张峻给雷锋拍的第一张照片成为经典。

  当时为了全面展示雷锋事迹,需要补拍一些照片。如深夜打手电学“毛选”,是白天打着手电筒补拍的,这是因摄影设备不足造成的。工作照也有摆拍的,如雷锋擦“解放牌”汽车的照片,其实雷锋平时擦的车是苏联产的“嘎司51号”。那组照片共拍了9张。

  雷锋的爱好很多,他爱拉手风琴,爱唱歌。热爱生活的雷锋还向张峻学习摄影。雷锋也非常爱读书,他自己还总结出早起点、晚睡点等“六点”学习法。毛主席看了雷锋日记之后曾说过,此人懂点哲学。

  2000年,张峻启动了“留住雷锋工程”。到去年底,已办了139次雷锋摄影展览,做了307场(次)雷锋事迹讲演,给581台学雷锋的出租车挂

  “雷锋照片”,拍摄113位“学习雷锋的先进个人”。“我愿像雷锋那样做个小小螺丝钉”,张峻不止一次地说过,雷锋是个有血有肉的青年,很普通,很平凡,谁都可以学。

  季增:雷锋精神影响我一生

  “望远方关山重重,谁最有魅力引领我走上最不平凡的人生?――雷锋。”今年76岁的季增老人常这样感慨:雷锋精神影响我一生!

  季增一直很自豪:1960年1月8日,雷锋作为新兵代表激昂的发言,打动了他,他就为雷锋拍下了入伍后的第一张照片。此后,与雷锋相处950多天,给雷锋拍照250多张,成了给雷锋拍照最多的人。

  季增善于捕捉细节,人们所熟知的雷锋扔手榴弹、洗衣服等镜头,都是他在工作生活中捕捉的。雷锋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见到毛主席,有时候晚上做梦都在喊“毛主席万岁”。季增理解雷锋这种心情,就琢磨着给雷锋照张相。季增想到了毛主席塑像,于是在毛主席塑像前,透出一股雄赳赳、气昂昂气势的雷锋照片拍出来了。

  季增喜欢抓拍。人们所熟知的雷锋给战友送饭的照片,就是抓拍的。当时,连队要修菜窖,中午吃饭时,有个战士早上就把午饭装在肚子里了。雷锋得知后,就把自己的饭送给他吃,但是他坚决不要,雷锋就说:“你要是不吃,我还得带回去,我今天肚子不舒服。”季增拿起相机拍下这个情景。

  有一幅雷锋送老大娘的照片,许多人记忆犹新。当时,雷锋和季增一起出差,在火车上遇到一位山东老大娘来看儿子,拿着个大包,但老大娘说不出儿子家具体地址。后来老大娘拿出儿子的信封,雷锋坚持把老大娘送到儿子家。过几天,雷锋再一次去看望老大娘时,季增陪同前往,拍下了雷锋与老大娘在一起的照片。

  季增说,雷锋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复员后的几十年,他干一行,爱一行,没有在工作上出过差错,同时通过做讲座、办展览等多种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一个无私、阳光、热情、善良的真实雷锋。

  陈广生:为雷锋树碑立传大半生

  2012年3月8日,沈阳解放军202医院干部病房,81岁高龄的陈广生摘下氧气罩接受媒体的访谈。

  作为第一个写雷锋、对雷锋故事了解较多的作者,陈广生参与创作了《雷锋的故事》《伟大的战士》《雷锋传》等书籍和文章。那些年,陈广生跑遍了雷锋生前生活过的地方,几乎采访了和雷锋有过近距离接触的所有人。光是雷锋的家乡湖南望城,他就去了11次。

  1960年的1月8日,那是雷锋到部队的第一天。陈广生作为团俱乐部主任主持欢迎新战友大会。部队首长问雷锋叫什么名字时,他响亮地回答:“雷锋――打雷的雷,冲锋的锋!”雷锋在热烈的掌声中走上讲台,一句话还没讲完,一阵风把他手中的讲稿吹乱了。他索性收起讲稿从容发言。

  同年4月,雷锋被分到运输连四班当汽车兵。他勤俭朴素、助人为乐的突出表现引起了团党委的重视。陈广生主动申请了解雷锋的情况,最后以雷锋自述的形式整理一份雷锋模范事迹材料。雷锋认真地修改了材料,并把标题改成了《解放后我有了家,我的母亲就是党》。

  随后,他又专程到鞍钢、弓长岭了解雷锋参军前的情况,在1961年2月写成了3万多字的报告文学《向阳坡上长幼苗》。雷锋因公牺牲后,陈广生细心阅读雷锋的日记,把《向阳坡上长幼苗》改写成《毛主席的好战士》,这就是《雷锋的故事》雏形。50多年来,陈广生先后出版有关雷锋的书籍17种,发表了有关雷锋的通讯、散文、报告文学、诗歌、评论70多篇。陈广生的老同事王笑竺为他赋诗道:“从容大半生,挚意颂雷锋,笔端溢心血,挥洒筑长城。”

  朱光斗:生命不息 传唱不止

  “唱雷锋,学雷锋,雷锋永远记心中。”当80高龄的朱光斗精神抖擞地走上湖南卫视的舞台,挥动起他手中熟练的快板,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作为中国传唱雷锋的第一人,朱光斗的学雷锋快板书影响了众多中国人。

  2012年3月14日下午,在空军总医院住院部呼吸科病房,记者再一次采访了朱光斗老人。他说,连日的奔波劳累,诱发了严重的哮喘病。等康复出院后,他还会继续传唱雷锋。

  作为沈阳军区文工团曲艺作家,朱光斗和雷锋先后有过多次面对面的接触。第一次是1960年冬天在沈阳军区的八一剧场,听雷锋痛哭流涕地讲述他的苦难家史,台上台下一片哭泣声,朱光斗连夜赶写了一段快板《雷锋的苦难童年》。

  和雷锋的第二次接触,是1962年2月在沈阳军区俱乐部休息室。朱光斗为了挖掘创作素材,便主动向雷锋详细地询问了工作、学习和生活等情况,并说:“有时间我一定去你们连队好好写你。”雷锋说:“我没啥可写的,可以写写我们汽车兵。”

  雷锋因公牺牲后,他潜心创作,很快写出数来宝《学雷锋》,稿件中精心安排了苦难童年报名参军、写日记、练投弹、做好事、节约箱、学“毛选”等具体情节。很快,他和范延东在八一剧场表演的数来宝《学雷锋》传遍大江南北。

  生命不息,传唱雷锋精神不止。50多年来,朱光斗传唱雷锋,有请必到,随叫随到。离休后,主动加入干休所的学雷锋小组。光这几年,他参加的相关活动就有三四百场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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