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雷锋文化研究的深化与拓展
（三）从基础理论构建迈向“雷锋文化学”学科的萌芽
（1）雷锋文化策源地抚顺的早期研究生态
抚顺，作为雷锋文化研究的发源地，积极投身于这一领域的探索。在雷锋文化研究领域，抚顺市雷锋精神研究所占据着无可替代的引领地位。该所成立伊始，便汇聚了如中国伦理学泰斗罗国杰教授、学雷锋活动领军人物冷宽等一众智囊，为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2006年3月，伴随着《雷锋精神研究》杂志的创刊，雷锋文化研究开启了新的篇章。杂志首期便推出了《雷锋文化资源讨论》专栏，第二期更是增设了《雷锋文化博览》栏目。杂志以其独特的定位、专业的视角，秉持开放包容的办刊宗旨，精心策划选题，面向全国广纳雷锋文化研究的佳作，无论是资深学者，还是在校研究生、博士生，乃至实际工作者，都成为了杂志的宝贵稿源。
研究所所长翟元斌屡受央视、央广等主流媒体之邀，分享见解。研究所还举办了一系列主题鲜明的理论与实践交流活动，如抚顺县供电公司章党供电所的“雷锋文化与企业文化”座谈会，与沈阳师范大学、孔子学会等联袂举办的“雷锋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以及在沈阳渭河街小学举办的“雷锋文化进校园”座谈会。此外，还创立了弘扬红色经典雷锋文化的“雷锋讲坛”，其影响力更是跨越地域，辐射至大连、青岛等地，设立了分坛。
“雷锋讲坛”大连分坛启幕仪式，中共抚顺市原市委副书记郑顺到会致辞
“雷锋讲坛”青岛黄海学院分坛启幕，中共抚顺市原市委书记郑顺出席致辞
这些学术理论的碰撞与实践经验的交流，促进了跨越地域、涵盖不同学术背景的雷锋文化研究群体的凝聚，催生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早期研究成果。
1、早期研究成果概览，主要分为三大类：
其一，雷锋文化内涵的深入剖析：
如《雷锋文化问题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成果，《雷锋文化是党和人民的选择和创造》，《雷锋精神——先进文化的宝贵资源：试论雷锋精神的文化内涵》，《雷锋精神的文化解读》等。
其二，雷锋文化价值的深入探讨：
如《雷锋文化的和谐价值》，《发挥雷锋纪念馆文化资源优势，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加强雷锋文化建设，创新学雷锋活动载体，不断推动群众性学雷锋活动深入开展》（营口市文明办），《雷锋与孔子的对话》等。
其三，雷锋文化在不同领域的展现与应用：
如《汲取雷锋文化精髓，铸就企业文化灵魂——抚顺县农电局章党供电所创建雷锋式供电所的探索》，《把雷锋文化融入校园生活——雷锋学校小学部的实践》，《用雷锋精神构建特色企业文化——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抚顺分行雷锋储蓄所企业文化建设实践》，《用雷锋精神做强企业——抚顺供电公司实施“雷锋工程”，促进企业发展的探索和实践》，《用雷锋精神引领抚顺城市文化建设》，《雷锋文化的动感韵律》，《城市文化的一道亮丽风景——雷锋塑像赏析》，《展示雷锋文化，打造名校品牌，弘扬和实践雷锋精神》，《雷锋戏剧的艺术特色及其文化价值》等。
雷锋文化融入企业文化的创新实践
2、雷锋精神发祥地抚顺雷锋文化早期研究成果的地位与影响
雷锋文化，作为极具中国特色与时代精神的文化现象，自其萌芽之日起，便吸引了众多学者与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抚顺，作为雷锋精神的发源地，早期围绕雷锋文化展开的一系列研究成果，通过内部学术理论期刊的发表以及实践经验报刊的介绍等方式，得以传承、发展并发挥重要作用。在雷锋文化的传承、创新与发展历程中，这些成果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早期研究成果的首要贡献，在于为后续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提供了比较精准的概念阐释。雷锋文化的内涵丰富而多元，早期研究者们通过深入挖掘雷锋的生平事迹、日记书信以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对雷锋文化的核心要素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界定。明确指出其涵盖了与雷锋相关的思想观念、行为规范、价值取向，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文化产品、文化活动等多个层面。这种比较精准的概念阐释，为后续的研究与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得无论是理论层面的深入探索，还是实践领域的具体应用，都有了明确的方向与依据。
第二、在雷锋文化的基础研究方面，早期研究成果积累了大量丰富的素材，为基础研究的深入提供了充足的滋养。一方面，助力学者们从历史的角度，梳理雷锋文化产生的时代背景、发展脉络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特点，深入挖掘其背后深层次的社会文化根源；另一方面，为后续研究的深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后续研究者可以基于这些素材，运用更先进的研究方法与技术手段，开展跨时空的对比研究、多维度的量化分析等，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对雷锋文化的认知与理解。
第三、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早期研究成果有力地推动了雷锋文化研究在不同领域的实践转化。在教育领域，许多学校基于早期研究对雷锋文化育人价值的挖掘，将雷锋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之中；在企业界，部分企业借鉴雷锋文化中所蕴含的敬业奉献、团队协作等理念，将其融入企业文化建设与员工培训体系，有效提升了企业的凝聚力与竞争力。这些实践转化，充分彰显了雷锋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与现实指导意义。
第四、早期的雷锋文化研究成果并未局限于地域范围，而是通过多种渠道在一定范围内广泛传播。期刊交流作为重要途径之一，使得研究成果得以在学术圈内共享。了解最新研究动态，引发思考与灵感碰撞，促进了学术观点的交流与融合。研讨交流活动则提供了面对面的交流平台，使学者们能够深入讨论雷锋文化的热点与前沿问题，拓展研究视野。讲坛活动则将研究成果推向大众视野，激发了公众对雷锋文化的兴趣与热情。这些传播形式共同营造了浓厚的雷锋文化研究氛围，不断提升了研究与传承雷锋文化的热度与影响力。
第五、经过早期研究者们的不懈努力与辛勤耕耘，初步构建起了雷锋文化研究的理论框架体系。在理论层面，形成了包括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在内的理论体系雏形。基础理论部分涵盖了对雷锋文化的本质特征、起源与发展规律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应用理论则侧重于探讨雷锋文化在不同社会领域中的应用原理与方法路径。这一初步构建的学术框架体系，虽然还需要不断完善与充实发展，但它为后续的雷锋文化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与发展路径，吸引了更多的学术资源投入到该领域的研究中来。为推动雷锋文化研究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与有力支撑。
雷锋精神发祥地抚顺早期的雷锋文化研究在概念阐释、素材积累、实践转化、学术传播以及学术框架构建等多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果。这些成果不仅为当时的社会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和实践指导支持，更为后续深入研究与传承雷锋文化留下了宝贵的参考借鉴与启迪启示。其价值与影响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发凸显。
（2）“雷锋文化学”的提出与北京“‘雷锋文化学’研究开题研讨会”
1、“雷锋文化学”开题的背景
随着雷锋文化在社会实践中的广泛传播与深入发展，其研究范畴不断拓展，从最初的事迹宣传、精神解读逐渐深入到文化学、社会学、伦理学、传播学等多学科交叉领域的综合研究，原有的单一学科视角研究已难以满足对雷锋文化全面、系统、深入阐释的需求，迫切要求构建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来整合各方研究成果，提供一个统一、深入、全面的研究平台，这一现实需求推动了“雷锋文化学”的提出，以填补学术领域在雷锋文化系统性研究方面的空白，适应时代对雷锋文化理论升华的要求，为雷锋文化传承发展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促进其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与国际传播，提升其在全球文化交流中的话语地位与影响力，更好地发挥雷锋文化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人类文明进步中的独特作用，推动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良性互动发展。
2014年12月，《雷锋》杂志编辑部（筹）在北京召开“雷锋文化学研究立题研讨会”，中央党校、国防大学、解放军报以及相关单位的领导和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雷锋精神发祥地抚顺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商部长带队，出席了研讨会。
会上雷锋杂志编辑部副主任翟元斌做中心发言，与各位专家学者、来宾交流了关于雷锋文化学研究的基本框架、方向等构想。
“雷锋文化学研究立题研讨会”上翟元斌中心发言讲稿PPT截图
2、“‘雷锋文化学’研究开题研讨会”勾勒雷锋文化学的学理框架结构
翟元斌关于《雷锋文化学》开题的中心发言，谈了三个问题：一、开展“雷锋文化学”研究的必要与可能；二、“雷锋文化学”研究方向和内容；三、雷锋文化学研究的组织和成果。
就其理论建设而言，提出四个重要观点：
第一、跨学科理论的有机融合为“雷锋文化学”提供丰富的理论滋养与方法论支撑，奠定了其学科发展的理论基石。“雷锋文化学”的构建广泛借鉴了多学科理论成果，在文化学领域，运用文化生成、传播、变迁等理论阐释雷锋文化的起源、发展历程与时代演变规律，揭示其作为一种独特文化现象在社会文化生态中的生成机制与发展逻辑；社会学理论为研究雷锋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功能以及与社会群体行为互动关系提供了分析框架，如社会学习理论解释了雷锋精神如何通过社会示范效应在群体中传播与传承；伦理学理论则着重剖析雷锋文化所蕴含的道德价值体系、道德实践原则及其对个体与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意义，从道德哲学高度为雷锋文化的价值内涵提供理论根基；传播学理论助力分析雷锋文化在不同传播媒介与传播环境下的传播模式、效果与策略优化。跨学科理论的有机融合为“雷锋文化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滋养与方法论支撑，奠定了其学科发展的理论基石。
第二、研究“雷锋文化学”的主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学雷锋讲话为指针，以文化学、伦理学、哲学等为理论基础，立足学雷锋活动五十多年实践，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系统、全面、深入研究雷锋文化对象，把握雷锋文化的内涵、特征、功能、作用和一般运行规律，为雷锋文化传播与建设，进而为学雷锋活动常态化提供理论和工作依据。
第三、尝试“雷锋文化学”的学科定义。揭示“雷锋文化学”的研究对象是雷锋文化产生、发展、传播及其社会影响的全过程。其学科属性兼具综合性与交叉性，融合多学科知识，从不同角度对雷锋文化进行研究，是一门具有独特研究领域与方法的新兴学科。所谓“雷锋文化学”，就是以雷锋文化内部结构、运行规律及其外部关系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是伦理学、文化学、哲学高度发展的产物，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
第四、提出“雷锋文化学”的体系结构。“雷锋文化学”依据研究对象的特点，其理论体系结构分为共时态和历时态两大部分以及典型案例分析。从雷锋文化系统整体的共时性来看，研究范围有雷锋文化的本质、结构、功能、特点等问题及其外部关系。从雷锋文化系统整体的历时性来看，研究范围包括雷锋文化的起源、传播、变迁和发展的一般动因和规律。典型案例分析选取具有代表性的雷锋文化实践案例，深入剖析其成功经验与模式。
通过这四部分内容，构建起全面、系统的“雷锋文化学”理论体系，为深入研究与实践应用提供框架支撑。
翟元斌中心发言讲稿PPT截图
3、“‘雷锋文化学’研究开题研讨会”的后续状态
“雷锋文化学研究立题研讨会”上，翟元斌的中心发言勾勒雷锋文化学的学理框架结构，基本明确了研究的方向，会后，研究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因为一个新兴学科的建设，仰赖于实践的成熟、理论准备的成熟，还有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与环境。
从理论准备的成熟度来看，学科边界界定需要进一步研究。由于雷锋文化涉及众多学科领域，如何清晰界定“雷锋文化学”的学科边界，使其既区别于相关学科又能有效整合各学科资源，避免研究内容的过度宽泛或狭窄，成为一大难点。例如在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交叉部分，容易出现研究内容重复、边界模糊不清的情况，难以明确“雷锋文化学”自身独特的研究范畴与学科定位，影响学科体系的独立性与完整性，阻碍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长远发展，也给学科建设与学术交流带来一定困扰，不利于研究资源的高效配置与研究成果的精准聚焦，需要在众多相关学科知识体系中梳理出“雷锋文化学”专属的研究领域与核心问题，构建清晰明确的学科边界，确保其学科发展的科学性与规范性。
还有，“雷锋文化学”尚未形成成熟完善的理论体系，各构成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有待进一步梳理与整合，如雷锋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精神内涵、行为规范、文化符号等要素在理论框架中的层次结构、相互作用机制尚不清晰，基础理论研究相对薄弱，理论的系统性、连贯性不足，难以有效指导实践应用与学科发展，需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
外部环境制约：《雷锋》杂志在筹建期间面临着诸多复杂矛盾，这些矛盾对“雷锋文化学”研究的推进产生了很大影响。杂志筹建涉及到资金筹备、人员组织、政策审批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可能出现各种矛盾与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雷锋文化学”研究的关注与投入。
4、“‘雷锋文化学’研究开题研讨会”推进雷锋文化研究的历史地位与贡献
第一、理论进阶引领：“雷锋文化学研究立题研讨会”在“雷锋文化学”的萌发进程中扮演了引航角色。在此次研讨会之前，雷锋文化研究虽有一定积累，但多分散于不同领域、不同视角，缺乏系统性与前瞻性的整合。该研讨会汇聚了众多专家学者，围绕“雷锋文化学”的核心议题展开深入研讨。通过对雷锋文化的本质特征、内在价值、发展规律等基础理论问题的集中探讨，为“雷锋文化学”的萌发勾勒出清晰轮廓，指明了发展方向。
研讨会上提出将雷锋文化从单纯的事迹传颂与精神倡导，提升到系统的学科研究层面。这种理念转变促使研究不再局限于零散的分析，而是朝着构建完整学科体系的方向迈进。研讨会的成果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明确的理论指引，推动研究者们从学科化视角出发，深入挖掘雷锋文化各方面的内涵与联系，促进研究方法的规范化、研究内容的系统化，为“雷锋文化学”的学科化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开启了从无序到有序、从浅层次到深层次的理论进阶之路。
第二、学理框架构建贡献：研讨会上对“雷锋文化学”学科定义及学理框架的探索意义重大。对于学科定义的探讨，明晰了“雷锋文化学”的研究对象与范畴。它确定了该学科是以雷锋文化的形成、发展、传播及其对社会各个层面的影响为研究核心，将雷锋文化置于文化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多学科交叉的语境下进行考察。这一精准的定义，为后续研究划定了边界，使研究者们能够明确研究方向，避免研究内容的盲目与泛化。
第三、在学理框架设想方面，为后续研究搭建起了基本架构。从雷锋文化的理论基础、核心概念、研究方法到实践应用，都有了初步的构想。这些设想为后续研究者进一步完善学理框架提供了重要参考，后续研究得以在此基础上不断填充、细化，逐渐形成完整且严谨的学理体系，为“雷锋文化学”在学术领域站稳脚跟、持续发展提供了关键支撑。
概而言之，作为雷锋文化研究的策源地，抚顺早期雷锋文化深入且广泛研究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从不同层面为后续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筑牢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雷锋文化学’研究开题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是从抚顺出发的雷锋文化研究，其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发展的必然。
从实践逻辑来看，随着社会的发展，雷锋文化在各个领域的实践应用不断拓展，无论是在志愿服务、社区建设，还是在企业文化、教育领域等，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促使对其进行系统研究的需求愈发迫切。从理论逻辑而言，已有的雷锋文化研究成果逐渐呈现出体系化整合的趋势，相关理论的不断丰富和完善，使得“雷锋文化学”的萌芽成为了一种必然。
尽管“雷锋文化学”开题之后，其发展进程并非一帆风顺。但它就像一位开拓者，努力铺垫了学科建立的初步架构，为后续“雷锋文化学”的发展创造了无限可能。
翟元斌中心发言讲稿PPT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