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此文系辽宁省“雷锋精神与中国式现代化 ”研讨会暨第十五届雷锋精神论坛论文
摘要：
对抚顺雷锋文化的生成逻辑与实践路径进行系统梳理，揭示其在中国式现代化文脉赓续中的作用。通过分析雷锋文化从精神实践到理论建构、学科萌芽与政策转化的演进过程，展现其由地方经验升华为国家文化符号的传播机制。研究表明，抚顺以“实践孕育—学术提炼—学科升华”路径推动红色文化理论化，构建“地方实践—区域协作—国家平台”资源整合模式，实现雷锋精神向制度化、法治化、大众化转化，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承发展提供可复制的实践范式。
关键词：雷锋文化；抚顺；中国式现代化；红色文化；价值传播
作者：翟元斌 抚顺市雷锋精神研究所原所长 雷锋杂志社雷锋文化研究院秘书长
陈 振：跟着庄仕华学雷锋志愿服务中队盘锦总队总队长
导语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标识性论断。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文明三者密切联系、相辅相成。其文化发展方略始终强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传承红色基因，赓续中华文脉。雷锋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精神财富，不仅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标识，更是涵养社会文明、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粘合剂”。抚顺作为雷锋精神的发祥地，从学雷锋活动的自发实践到雷锋文化的理论建构，从地方经验探索到全国性文化品牌塑造，其发展历程深刻印证了雷锋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支撑作用——它既是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精神滋养，也是推动社会和谐进步、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力量。本文以抚顺雷锋文化的形塑历程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其从精神萌芽到文化自觉、从理论探索到学科建构的演进轨迹，揭示其在赓续红色文脉、服务国家文化战略中的历史贡献与时代意义。
一、抚顺雷锋文化的孕育与早期探索
1.抚顺雷锋文化的孕育
抚顺作为雷锋精神的诞生地，其雷锋文化的孕育过程深深植根于特定的历史土壤与社会实践。20世纪60年代初，雷锋在抚顺完成了从普通士兵到道德楷模的精神蜕变，其日常工作所展现的螺丝钉精神、助人为乐的行为范式，经军营内外的口耳相传形成了初步文化形态。1962年雷锋牺牲后，抚顺军分区与地方政府联合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活动，通过整理雷锋日记、举办事迹展览等方式，将分散的个体实践转化为系统性的精神教育资源。这种从自发走向自觉的实践探索，为雷锋文化的理论化积累了原始素材，也奠定了抚顺作为发源地的历史地位。
2.雷锋文化研究的萌芽与起步
1963年3月5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像雷锋同志那样》，首次提出‘雷锋精神’概念，这标志着雷锋文化从个体实践升华为群体性价值认同。这一时期，抚顺作为雷锋生前工作与牺牲之地，率先开展系统性学习活动，借助报告会、座谈会等形式，将雷锋的日记片段、工作事迹转化为可传播的精神符号。1989年，抚顺举办首届“雷锋精神理论研讨会”，来自全国的学者首次从伦理学、社会学视角剖析其时代内涵，突破了此前单纯宣传报道的局限。1990年，《中国雷锋现象》一书出版，首次以‘现象’为框架探讨雷锋精神的社会影响，这标志着雷锋文化研究从经验总结向理论建构转型。
3.雷锋文化研究的兴起
21世纪初，抚顺雷锋纪念馆启动改扩建工程，不仅升级硬件设施，更注重理论资源的系统整合。改扩建指挥部编著出版的《弘扬雷锋精神 传承华夏文明》（主编陈重和、翟元斌）一书，不仅是对雷锋纪念馆改扩建工程的忠实记录，更是对雷锋纪念馆这一神圣殿堂中蕴含的“雷锋文化”的一次深刻梳理与系统总结。首次将地方实践提升到华夏文明现代转型的精神坐标与文明传承的高度。2005年，抚顺雷锋精神研究所提出“雷锋文化问题研究”课题，此课题引发学界争议，部分学者质疑“文化”概念的泛化倾向，但该课题坚持从价值内核、表现形态、传播机制三个维度界定雷锋文化，为后续研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2006年，抚顺雷锋精神研究所主持召开了全国首届雷锋文化学术研讨会，会上翟元斌提交了《雷锋文化是党和人民的选择和创造》的论文，首次系统且全面地阐述了雷锋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及其价值功能。这次会议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多家媒体进行了深入报道，有力推动了雷锋文化概念的普及与认同，成为雷锋文化研究的里程碑事件。
2005年，抚顺雷锋精神研究所率先提出并系统阐释的《雷锋文化问题研究》报告具有开创意义：首次构建了"雷锋文化"的学术化定义体系。该报告通过对数十年间500余万字文献的大规模词频分析，将雷锋文化界定为以雷锋精神为价值内核，由符号系统、行为规范、组织形态构成的有机文化体系。这一定义突破了既往"精神——道德"的简化认知，揭示出其作为文化形态的三维结构：物质层（纪念馆、日记手稿等载体）、制度层（志愿服务条例、学习活动机制）、精神层（奉献、敬业等价值观念）；梳理出"实践孕育－理论提炼－制度固化"的发展脉络，深刻揭示其"个体修养-社会规范-国家意志"的层级演进。
这一学术成果最初仅在学界传播。这一局面在2011年迎来转折：翟元斌的《雷锋文化新视野》在辽宁省委组织部、宣传部等九部门联合举办的研讨会上，荣获辽宁省优秀论文一等奖，标志着该研究正式获得意识形态领域的官方认可。
2011年6月22日，辽宁省举行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理论研讨会。此次由辽宁省委组织部、宣传部、党校、党史研究室、教育厅、社科联、社科院、省委讲师团联合主办的会议，汇聚了省（中）直相关部门、各市委宣传部、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基地负责人及理论战线代表80余位。这一权威平台确保了跨领域、跨层级专业力量的深度交流。会议围绕建党90周年主题，通过系统研究宣传党的历史脉络、理论创新与基本经验，着力营造思想舆论氛围。在此背景下，雷锋文化研究作为重要理论成果自然进入官方视野，开始与党的历史传承及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深度交融，实现了从学术领域向主流价值体系的关键跨越。
抚顺雷锋精神研究所所长翟元斌作为抚顺市代表参会，其提交的《雷锋文化新视野》在大会作交流发言，引发与会专家学者及领导干部的广泛共鸣与热烈讨论，最终斩获优秀论文一等奖。该奖项标志着官方对雷锋文化研究的正式肯定，将学术成果纳入主流意识形态体系，赋予雷锋文化更深远的政治内涵与时代价值，开启了官方主导下研究发展的新阶段。该文理论成果随后被吸纳进抚顺市与辽宁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文件，完成了从学术话语到政策话语的实质性转化。
二、雷锋文化研究的深化与拓展路径
雷锋文化的理论影响力拓展，离不开媒介传播的层级递进与话语建构。抚顺作为发源地，通过地方党刊的概念启蒙、主流媒体的理论升华，逐步构建起立体传播网络，推动雷锋文化从地方实践话语跃升为国家文化符号。这一过程既体现了媒介议程设置的规律，也折射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播的独特路径。
1.地方党刊对“雷锋文化”概念的首次传播
2006年全国首届雷锋文化学术研讨会闭幕后，《抚顺日报》迅速刊发会议综述《雷锋精神•一个卓越的文化品牌》，成为国内媒体中首个系统阐释‘雷锋文化’概念的权威文章。该文旗帜鲜明地提出三大核心论断：其一，抚顺作为雷锋文化发源地，拥有不可替代的历史话语权；其二，雷锋文化不仅是精神财富，更是具有开发潜力的文化资源；其三，应通过品牌化运作实现其当代价值转化。这篇综述突破了此前“雷锋精神”单一化的宣传模式，首次将其置于文化学框架下，探讨其资源属性与开发路径，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实践指引。推动“雷锋文化”从学术概念转变为社会认知，为其进入主流话语体系完成了关键性的舆论铺垫。
2.国内主流权威媒体的理论阐释
2015年《解放军报》推出《雷锋文化的力量》访谈录，（抚顺雷锋精神研究所原所长翟元斌执笔）标志着雷锋文化研究进入国家级理论阐释阶段。形成三大突破性理论成果。在文化定位方面，首次明确雷锋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象化载体，厘清了其在多元文化格局中的坐标定位；在本质揭示层面，超越道德模范叙事范畴，提出其核心为“关于做人的文化”，回归“怎样生活才有意义”这一人类共同命题；在实践对接方面，系统论证了雷锋文化与“四有”军人标准的内在一致性，为军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理论支撑。这些观点通过《解放军报》的权威传播渠道，使雷锋文化的理论高度实现质的飞跃。
3.地方与主流媒体的舆论合力
地方党刊的在地性探索与主流媒体的全国性传播，共同形成了螺旋上升的舆论放大效应。《抚顺日报》2006年开展的概念启蒙，推动了雷锋文化从学术圈向地方社会的认知渗透；《解放军报》2015年进行的理论建构，则实现了从地方经验到国家话语的层级跃升。这种“地方试验—全国推广”的传播路径，既保留了雷锋文化的实践土壤，又赋予其意识形态高度。
三、从基础理论构建到“雷锋文化学”的萌芽
雷锋文化研究在经历理论探索与媒介传播的双重推动后，逐渐显现出学科化发展的内在需求。抚顺凭借其先发优势，通过搭建专业研究平台、培育学术共同体、产出系统性成果，为“雷锋文化学”这一新兴研究领域的萌芽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一过程既彰显了地方学术力量的主动担当，也反映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理论层面的成熟与提升。
2004年抚顺雷锋精神研究所的成立，标志着雷锋文化研究步入组织化、专业化阶段。该所创办的《雷锋精神研究》杂志开设“文化透视”“理论前沿”等专栏，年均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成为全国雷锋文化研究的核心阵地。其创设的“雷锋讲坛”邀请伦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专家参与，构建了跨领域对话机制，单场讲座线上传播量数万计，推动了学术成果的大众化转化。
早期研究成果呈现出多元共生的态势，可归纳为三大类型：
内涵剖析： 《雷锋文化问题研究》《雷锋文化是党和人民的选择和创造》
价值探讨： 《雷锋文化的和谐价值》《雷锋与孔子的对话》
领域应用： 《汲取雷锋文化精髓，铸就企业文化灵魂》《把雷锋文化融入校园生活》
其中，《雷锋与孔子的对话》开创性地将雷锋精神与儒家“仁爱”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传统美德现代转化的典范”命题；《把雷锋文化融入校园生活》则构建了“课程渗透－实践体验－环境熏陶”的三维教育模式，在沈阳小学试点推广，为理论成果转化提供了实践样本。这种“理论－价值－应用”的研究生态，既保持了学术深度，又强化了现实观照，为后续学科化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与实践经验。
“雷锋文化学”研究的提出背景与学理框架。2014年在北京召开的“雷锋文化研究立题研讨会”，是雷锋文化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事件。抚顺雷锋精神研究所原所长翟元斌在中心发言中系统阐述了构建“雷锋文化学”的四大理论支柱：在学科定位上，主张突破单一学科界限，实现伦理学、社会学、传播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在研究主旨上，明确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探究雷锋文化对个体精神成长与社会文明进步的双重促进作用；在学科定义上，将其界定为“研究雷锋文化的生成机制、价值体系及其社会功能的综合性学科”；在体系结构上，提出构建“历史生成论-理论核心论-实践转化论”的三维体系，分别对应文化起源、价值内核与当代应用三大研究领域。这一理论构想得到与会专家的广泛响应，标志着雷锋文化研究从分散的专题探讨向系统的学科建设迈出关键一步。
尽管“雷锋文化学”的学科建设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但其萌芽阶段的探索已产生深远影响，“雷锋文化学”的提出仍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在理论进阶上，它推动雷锋文化研究从零散的经验总结上升为系统的学理建构，形成“概念－范畴－体系”的完整学术链条，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研究获得更严谨的方法论支撑。在框架设计方面，其独创的共时态（横向文化结构分析）与历时态（纵向历史演进梳理）相结合的研究范式，为红色文化资源的深度开发提供了可复制的分析模型。这些贡献不仅彰显了抚顺在雷锋文化研究中的引领地位，更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精神文明建设的学科化探索提供了重要启示。
四、雷锋文化的实践转化与政策支撑
1.从“抽象理念”到“具体方法”的转化
不同领域的雷锋文化实践创新呈现出共性特征，即均实现了雷锋精神从“抽象理念”到“具体方法”的转化。在企业领域，雷锋文化实践创新以国网抚顺供电公司的“雷锋工程”为典范，将雷锋文化融入企业文化，并转化为可量化的管理指标。在教育领域，雷锋文化实践创新聚焦青少年价值观培育。研究所较早在沈阳渭河街小学开展“雷锋文化进校园”活动，开发校本课程；研究所与辽宁石油化工大学、沈阳等地学校合作，将雷锋精神教育引入课堂，把道德楷模转化为可分析的文本对象，为雷锋精神的传播搭建了重要的平台和载体。在社区治理领域，雷锋文化体现在“雷锋存折”积分制度的创新上，该制度在望花区成为基层善治的有效载体。这些转化并非简单的工具化操作，而是依托制度设计，保留精神内核的创造性实践。这种深深扎根于实践土壤的创新，让雷锋文化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焕发出勃勃生命力。
2.政策矩阵与立法保障
抚顺市通过顶层设计、中层推进和基层落实的三级架构，构建了全面的雷锋文化政策体系。自2013年起，市委、市政府联合相关部门共发布了12项专项文件，旨在理论研究、实践推广和传播创新等多方面深化雷锋文化的影响。这一体系的构建并非简单的文件叠加，而是遵循“问题导向—试点探索—制度固化”的渐进逻辑。
《抚顺市志愿服务条例》的实施，标志着雷锋文化实践的法治化转型。该条例于2019年颁布，首次将“雷锋精神”纳入总则，并明确指出志愿服务活动应弘扬雷锋精神，遵循自愿、无偿、平等、诚信、合法的原则。条例设置的“权益保障专章”颇具创新性，形成“立法保障—实践活跃—社会认同”的良性循环。
五、抚顺在传播载体的创新《雷锋》杂志创刊中的历史性贡献
2015年7月24日，《雷锋》杂志在北京隆重创刊，这一创举填补了中国学雷锋活动开展半个多世纪以来专业传播载体的空白。杂志创刊与全国范围内学雷锋活动的长期实践密切相关，而抚顺作为雷锋精神的发祥地，在雷锋文化的积淀与传承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1.深层的文化支撑。抚顺，作为雷锋的第二故乡，自1960年雷锋随部队进驻以来，便一直是全国学雷锋活动的策源地与雷锋精神的发祥地，持续引领着全国学雷锋活动的实践。例如，抚顺开创了多个全国“学雷锋第一”的先例，形成了深厚的雷锋文化资源。这种长期的文化积淀和实践探索，为《雷锋》杂志的创办提供了精神内核与社会基础。特别是抚顺数十年来坚持创办各类雷锋期刊，如《学雷锋论坛》（1990年）、《雷锋精神研究》（2006年）及《百姓雷锋》（2013年），其不懈追求与努力，为《雷锋》杂志在北京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文化逻辑与现实需求基础，提供了深层的文化支撑与价值引领。
2.推动杂志创刊的关键筹备行动
2011年，抚顺敏锐把握媒介融合趋势，主动对接吉林教育出版社寻求跨区域合作。市委宣传部牵头，组织翟元斌等核心学者赴长春进行专题磋商，最终达成三项关键共识：杂志定位为“理论深度与实践温度兼具的文化月刊”；内容架构采用“研究版+普及版”双轨模式；运营机制实行“抚顺提供内容资源、吉林负责出版发行”的分工协作。抚顺雷锋精神研究所积极与全国学术力量联动，构建了强大的期刊筹备资源整合体系。
3.刊名主张的实践逻辑与传播策略
抚顺在确定刊名时，始终坚守“雷锋”二字的核心价值，其深层意义在于推动个人符号升华为民族精神标识。抚顺雷锋精神研究所在多轮论证中强调：“雷锋早已超越个体范畴，成为承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符号，直接使用‘雷锋’命名，既是对历史本源的尊重，更是对文化价值的彰显。”这一主张最终与各方达成共识，
4.跨区域联动的资源整合路径
《雷锋》杂志的创刊过程，本质上是抚顺运用“五步进阶”策略推进资源整合的系统工程，最终促成成果落地，构建了“地方发起—区域协作—国家认证”的资源整合范式。这一路径既发挥了抚顺作为发源地的历史话语权，又借助跨区域合作弥补了地方资源局限，为基层文化实践对接国家级传播平台提供了可复制的操作模型。
结语
抚顺雷锋文化的形塑历程，是中国式现代化文脉赓续的微观缩影，为中国式现代化文脉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深刻启示。在理论层面，其构建的“实践孕育－学术提炼－学科升华”路径，展示了红色文化从精神现象到理论体系的完整转化逻辑。从《雷锋文化研究》的初步探索，到‘雷锋文化学’的学科构想，抚顺通过概念界定、范畴提炼与体系建构，推动雷锋精神从宣传话语向学术话语升华，为红色文化的学术化研究树立了标杆。这种理论创新不仅夯实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学理根基，更表明红色文脉的传承与发展需要严谨的学术支撑与持续的理论突破。
实践层面，抚顺创造的“地方实践－区域协作－国家平台”资源整合模式极具示范价值。从雷锋纪念馆的改扩建到《雷锋》杂志的创刊，从地方党刊的概念启蒙到主流媒体的理论阐释，抚顺始终以在地性经验对接国家战略需求，通过跨区域出版合作、学术共同体构建等途径，将地方性文化资源转化为国家级传播载体。这种‘地方智慧’与‘顶层设计’的良性互动，破解了文化建设中‘上下脱节’的困境，为地方文化实践融入国家文脉提供了可操作的路径范式。
价值层面，抚顺探索的“符号具象化－情感共鸣化－行为日常化”传播策略，有效破解了核心价值观传播的抽象化难题。通过将雷锋文化具象为“雷锋号”巴士、“雷锋大道”等城市符号，开展“百姓雷锋”评选活动，让雷锋社区的雷锋温度融入基层社会治理……抚顺将抽象的价值理念转化为可感知的生活场景与可效仿的行为样本。这种“润物无声”的传播范式，既坚守了意识形态的引领性，又提升了文化传播的亲和力，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精神文明建设的大众化传播积累了成功经验。
站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高度回望，抚顺雷锋文化的形塑历程深刻表明：地方文化实践是国家文脉赓续的微观基础，理论创新是红色文化永葆活力的核心动力，而贴近时代、贴近生活的传播方式，则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入民族血脉的关键所在。这三重启示，不仅是抚顺对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建设的独特贡献，更是新时代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构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镜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