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一直以来，费孝通先生的“熟人社会”概念是我们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关键词。伴随社会分工的细化、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全球统一市场的形成，熟人社会逐步瓦解，陌生人社会得以产生。陌生人社会的出现，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社会进步的客观标志。在以道德、宗教与习俗为主导性价值规范的熟人社会中，尚且需要以爱、奉献与助人为乐为核心的雷锋精神；而在以法律、合约与契约为主导性价值规范的陌生人社会中，社会流动频繁、道德真空衍生且社会冷漠滋长，尤为需要雷锋精神。
应对陌生人社会中的高流动性更需要雷锋精神
流动是陌生人社会的常态。陌生人社会的生成，既是社会流动加快的客观结果，也是社会流动频繁的具体表征。因为流动，不仅整个社会日趋告别“鸡犬之声相闻”的架构样态，而且人们所需扮演的社会角色多重化、所生存的环境和场合多元化。高频率、多层面与宽领域的社会流动，既使得人人生存在流动之中，又生活和工作于流动之中。高流动性成为陌生人社会的基本属性，流动社会是陌生人社会的本质特征。
陌生人社会的高流动性，往往使社会主体需要突破狭隘的时空限制与传统社会中的“熟人”界限。突破时空限制和熟人界限的个体，随时扮演着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随时生存于陌生的环境和场合当中，其所碰到的矛盾与问题、困难与困惑更多，迫切需要得到他人的关心、帮助与支持。
同时，频繁的社会流动，常常使社会交往基本上生发于陌生人之间。相比熟人社会而言，高流动性的陌生人社会中的交往往往是一次性的，这就决定了陌生人社会中的互帮互助，是一种没有回报预期的帮助，是一种去功利化的帮助。提供这种帮助，需要奉献精神，需要自主、自觉与自为意识，更需要雷锋同志那种“服务人民、助人为乐”的思想境界。以爱和奉献为核心的雷锋精神，既是熟人社会中社会公德的重要构成，更是高流动性的陌生人社会中民众的行为规范与价值选择。
填补陌生人社会中的道德真空更需要雷锋精神
任何社会的管理既需要物质的力量，也需要精神的力量；任何社会的运转，既要依赖法律和制度，也离不开伦理规范与道德传统。顾此失彼，都不能使社会良性运行。法律的缺失，容易使社会失序；道德的缺失，容易使社会失衡。陌生人社会崇尚法律、规则与契约等理性精神，而往往忽视道德理想的价值与作用，因而难免形成道德真空，各种类型的道德焦虑事件也更易发生。在陌生人社会的形成与不成熟期，更是如此。
当下中国社会正在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原有的道德、价值与意义系统瓦解，新的具有主导性、笼罩性与共识性的社会核心价值与道德规范却尚不成熟，其所留下的道德真空易使民众道德选择陷入困境。今天，我们所习惯的熟人社会解体，彼此不再熟悉，不仅社会道德的他律作用下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由有较强预期的多次性社会交易向没有预期的一次性社会交易模式转变。因为交易或交往的一次性与不可预见性，一些道德自律不强的人，往往容易忽视道德并突破道德底线，陌生人之间的种种焦虑举动与失范行为常有发生。
雷锋作为道德楷模，在他身上所体现的雷锋精神，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社会公德的最高追求。在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期，大力宣传、学习和实践雷锋精神，有利于提高公民自我道德修养，有利于提高人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从而可以弥补陌生人社会中的道德真空。
告别陌生人社会中的社会冷漠更需要雷锋精神
费孝通曾描述道：“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相较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中的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增加。以法律、契约为社会联系纽带的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容易陌生、疏离，社会难免产生冷漠。在追求规则、秩序与理性的陌生人社会里，往往相对忽视关怀、情感与人文培植，陌生人极易演化为陌路人，陌生人社会极易演变为陌路人社会。社会冷漠的生发与蔓延，极易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广东东莞发生的“小悦悦”事件，就是我们反思陌生人社会道德建设的一面镜子；美国社会中的青少年犯罪、吸毒、赌博、自杀以及恐怖活动等的大量存在，亦几乎都与情感缺失及社会冷漠相关。
众所周知，人是有血有肉的社会性动物，不管是生活在熟人社会还是陌生人社会，都有着情感、温暖和关怀的需求。或许，这种需求在温情脉脉的熟人社会里比较容易满足，而在疏远隔离的陌生人社会里却往往难以如愿。我们认为，开展学雷锋活动与弘扬雷锋精神，是缓解社会紧张、告别社会冷漠与增强社会整合的有效途径。雷锋作为一个热心人，他以热情、优质和无私的服务与帮助温暖了无数陌生人的心。在疏离冷漠的陌生人社会里，如果人人学习雷锋、人人争做雷锋，不仅能够有效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猜疑、疏远与防范，减少冷漠感、增强温暖感，更能让熟人社会中的温情在陌生人社会中留存、传递与升温。
